微博6月热点 | 你是否知道女性掏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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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大队发表了一篇介绍女子骑警队的博文，有人在这条博文下质疑女骑警“车倒了怎么扶起来”，下面的视频正是对此类质疑的有力回复，女骑警扶起了重达530斤的国宾650摩托车。
警用机车一般重达500斤到800斤，扶摩托车是骑警必备训练项目，可以采用技巧背扶式。训练标准只有一个，不分性别，没达标不能上岗。
“为什么很少见到女性从事挑粪工？”某乎上有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留下的这样的回答，“只是女性天生力气小不适合这份工作而已。”
但是哪里不适合呢？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严重影响了他们对事物的客观认知。光是被新闻报道过的女性挑粪工数量就不少，而且工作都很出色，有口皆碑。
北京市东城区“三八”女子抽粪班班长李萌，她负责二十多座粪井的粪便抽运工作，战斗在冬天零下十度的寒风中，独自掌控百余斤重的加压粪管，哪怕是春节也不离岗。
济南市的曹玉含也是一位90后的姑娘，她曾是一名女兵，退伍后来到山东省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一处做了一名清疏工。每天走街串巷、风吹日晒，与粪便污物打交道，任劳任怨，兢兢业业。
你所不了解的，是正在发生的。你所以为的，是毫无根据的。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就业歧视，她们是女性劳动者，她们不应该被忽视，她们应该被看见。
第56届大钟奖颁奖典礼，最佳女主角：郑有美（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的扮演者）。
《国家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报告（2017-2020）》为大队志愿者拟稿。
该报告是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连续第三次发布，通过对2017年至2020年国考数据的分析，本报告发现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国考偏好男性报考岗位的比例连续四年超过10%，最高时甚至达到22.36%，接近1/4。而偏好女性报考的岗位，仅在2020年突破1%，2018年仅有1个岗位，2017年和2019年为零岗位。女性报考机会长期少于男性。
缉毒女警拥有“鹰眼狗鼻”天赋，亡命徒曾扬言买她脑袋。受丈夫王思明鼓动，学过柔道的明予（化名）决定报名从警。2003年，明予成为了德江市中江县的一名缉毒警察。看过一眼照片，就能在人海中把嫌疑人“揪”出来。围着嫌疑目标转一圈，就能闻出有没有毒品的味道。在禁毒一线的10余年里，明予“鹰眼狗鼻”的天赋得以发挥。期间，明予多次面临威胁，甚至有人扬言花50万买她的脑袋。
“不服就来，谁怕谁”。近日，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防空旅的训练场上，女子导弹连的女兵们又一次和男兵展开了精彩对决，新年开局就要与男兵较高低、分一二，现场火药味十足。
口令刚落，只见男兵迅速操控吊装遥控器率先将吊臂伸出，出师大捷，暂时领先。此时女兵并没有因对手的领先而慌神，仍沉着冷静的操控着吊臂对向瓶口，“滴”，一声已完成的信号传出，1分30秒，女兵稳稳地将悬挂物放进瓶口，获得胜利。而男兵则因刚开始速度过快，导致悬挂物摆动幅度过大，最终以2分40秒完成了比赛。
指挥员冯彬茹告诉笔者：“使用悬挂物完成精准吊装是吊装课目的一项辅助训练，但要求更高，难度更大，考验着操作手的精细、冷静、沉稳和心理素质，通过这样的辅助训练，可为快速准确吊装弹筒或实弹打下坚实基础”。
2020年6月18日，大队后台收到粉丝投稿，这份粉丝写道：
“面试某家国企，前几天部门经理打电话跟我沟通说能不能调剂到他们部门，人事觉得我不错，我慎重考虑了之后答应他了，并拒绝了建设银行管培生的offer. 结果等了好久正式通知等来了面试没通过的通知，我当时一脸懵逼，因为当时同意调剂之后部门经理说了让人事走流程还说欢迎加入什么的。”
“刚开始看到面试没通过我还不信，打电话跟部门经理沟通，部门经理听完也是一脸懵逼，说帮我问问，等了一天也没结果。还好我有同学在这家公司有朋友，帮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是因为人事那边讨论结果新招的员工大多数都是女生于是换掉了一些女生改成应聘的男生了。真的，当时真的恶心。”
“为了这家公司的offer我甚至都在地铁附近租了房子，拒绝了其它offer，现在给我这种结果真的不能接受哭了好久。我该怎么办，重新找工作？都已经快毕业了……绝望你们懂吗？”
近日，《2020年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公告》发布。大队的私信也被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关于公告中“要求男性”的举报投诉给塞满了。如解放军档案馆招考助理工程师，要求男性；陆军军医大学招考助教，要求男性；海军军医大学招考医师，要求男性。
军队文职人员，是指在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且社会化保障不宜承担的军队编制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文职人员主要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实验、医疗卫生、文艺体育、图书档案等专业技术工作和事务性管理保障工作。
《宪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第十三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二十二条：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
第二十三条：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以上文职岗位，从工作性质和内容上，完全看不出要求男性报考的任何合法合理依据。事实上，军队文职女性在部队中大放异彩。在今天的抗疫战场上女文职人员日夜奋战在与病毒搏斗的最前沿。如军队医师李丹，从军27年，长期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中央战区总医院医师江晓静，已过57岁，毅然走上抗疫前线；
军队医护人员石蕊，17年前奋战非典，17年后再次请缨。
职业从来只有能力之分，而无男女之别。人民呼唤女军人的担当，军队也要为女军人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我们渴望承担“她责任”、贡献“她力量”、展现“她风采”，撑起祖国的半边天，请不要没收女性进入军队的入场券。
也请所有人和我们一起呼吁，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取消军队文职性别限制。
【注意：本次呼吁不提供信件模板，根据自身情况和实际，每人留言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岗位，不能笼统说军队文职，一人反映一个单位的某一个岗位即可。】
网络上流传着“女性独揽家庭财权”“主导家庭购买力”的话语，并由此演变出与现实不相符法“女性地位远远高于男性”的话语现象。
某平台热议话题“婚后，夫妻俩谁更适合掌握财政大权”吸引了8万多名参与者，其中，66%的人支持妻子，34%的人支持丈夫。那么，女性真的“独揽”家庭财政大权吗？男性“上交钱包”，意味着女性家庭地位比男性高吗？
张会平、聂晶和曾洁雯的调查发现，家庭决策呈现夫妻平权趋势，但并非女性“独揽”财权：
（1）在家庭财产管理方面，女性“独揽”家庭财政大权的比例并不如想象中高，共同管理是我国城市家庭使用最多的管钱方式，占所调查家庭的53%。
（2）尽管女性掌握家庭日常开支的份额较大，但女性拥有家庭财产的份额并不比男性多。根据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女性有房产（含夫妻联名）的比例为37.9%，男性为67.1%；已婚女性中自己名下有房产的比例为13.2%，男性为51.7%；女性拥有汽车的比例为12.6%，男性为35.6%；女性名下有存款的比例为58.5%，男性为67.4%。
（3）女性在社会劳动中面临的性别歧视及女性依然承担着多于男性的家务劳动等，影响女性收入，削弱其的家庭决策权。
更为深层次的现实是，“女性爱管钱”其实是传统性别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作为家务承担者的一种延伸。男性所“上交”给女性的钱，其实还是支持女性完成“主内”的任务分工，同时，也推卸了他们部分其应当履行的家庭义务。
网上流传“女性独揽家庭财政大权”及由此而来的女性特权印象，其下隐藏了男外女内的家庭性别分工、女性在公共领域中所面对的职业性别歧视、家务劳动社会保障水平尚不充分等问题。男性“上交钱包”给女性，看似是一种“关心”和“照顾”，但在这种关心与照顾背后，所谓的“女性独揽财权”何尝不是一种善意的歧视呢？
来源：PKUhumanrights 北大人权研究中心
今天中国职场中的性别差距和歧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效应。这是美国一家智库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上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性别的差距在收入和就业率方面却在扩大。中国对市场经济控制的放宽，使得更多私营企业、甚至国营单位以取得更高经济效益为由，在职场和薪酬方面给予女性不平等的待遇。而且，由于国营的儿童保育设施的减少，给求职的女性造成了负担，那些必须雇佣女性的公司也要支付额外的费用。
彼得森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参与率中的性别差距比率已经“从1990年的9.4个百分点上升到2020年的14.1个百分点，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中，这一比率正在减少”。他们分析，由于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育儿设施，女性需要花更多时照顾家庭，因此限制了她们的社会劳动参与。当前更多年轻人选择独立生活，不在父母身边，所以长辈也无法分担他们的家庭责任。研究显示，中国的女性平均在家庭照顾上所花的时间，是男性的三倍。
巨大的家庭负担使得中国女性在职场中遭到歧视和偏见，特别是在应聘的时候。尽管中国有相关法律规定禁止雇主性别歧视，但仍有很多私企或国企在招聘时明确表明，他们不想雇佣女性。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研究显示，2018年中国的国家公务员招聘中，近五分之一的岗位偏向于男性求职人员。另一项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领头的研究也发现，2015年有超过百分之80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求职期间，遭受到不同形式的歧视，而且无关雇主的类型。
中国的职场歧视现象还出现在了孕妇和有年幼子女的母亲身上，而保护这些女性的法律还不完善。育龄女性如果在工作中离开岗位，之后将很难重返劳动力市场。而且，学者王亚峰和张传川（音译, Yafeng Wang &Chuanchuan Zhang）发现，女性通常会有责任照顾孙子女，但男性却没有。
尽管中国近几十年在男女受教育比例上比较均衡，但两性的收入水平仍存在差距。迟伟( 音译，Wei Chi)等学者发现，在1987-2004年期间，中国城市地区的性别薪酬差距出现扩大。有学者还提出了“粘地板效应“（指在低收入岗位上，性别比例不平衡，女性远高于男性）和”天花板效应“。中国求职网站Boss直聘的最近一项调查也显示，中国女性在收入方面要比她们的男同事低五分之一。
此外，中国在女性就职于公司领导层的比例也增长缓慢，造成她们的职业生涯后期仍面临歧视。学者韩宋阳（音译: Soyoung Han）和马尔库斯·诺兰德（ Marcus Noland）发现，中国公司虽在女性领导比例上高于全球非中国的其他公司平均水平，但在增长速度上却远低于他们。2017年，中国的女性主管比例从2010年高于全球水平的3个百分点降到了0.6个百分点。
诺兰德等学者表示，拥有女性执行官和主管的公司要比没有女性领导者的公司取得更高的年度利润。学者们建议，女性会给公司的领导层带来更多样性的技能，从而使公司业绩有所改善。中国由于法定退休年龄的不平等，使得精英女性在职场中无法担任公司领导职务。中国法律规定，男性无关职位，退休年龄均为60岁，女性工人和女性领导则分别是50和55岁。这是在1951年出台的政策，之后从未修订过。但这期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从1949年的35岁增长至2017年的77岁。
许多中国的专家已经呼吁政府延后退休年龄或采取更灵活的退休政策，使得人们可以在到达退休年纪后仍然参与工作，但该政策至今没有太大变动。想要在职场的领导职位上实现性别平等，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将是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它将为女性提供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
除此之外，社会也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少女性照顾家庭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能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比如学龄前儿童的托儿补助，或通过强制性的陪产假期，鼓励男性在育儿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彼得森研究所的文章强调，未来人口的老龄化和持续缩减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拖累中国的发展，而强化性别平等则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包括消除职场歧视和提供对女性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法律反歧视保护。这样才能提高中国劳动力的效率，造福中国的职场女性，更会使整体经济受益。
